您可以在此处输入您所研究的或者喜欢的相关领域的关键词,cnki将为您推荐最符合您要求的文章供您参考研究!
食学体系是食事学体系的简称。建构食学体系,是全面彻底解决人类食事问题的前提。建构食学体系的核心,是在全面认识人类食事与食事问题的基础上,揭示“食事认知”内部的属种与并列关系。本文讨论的食学体系是以“食者需求—食物获取—食事秩序”为基本结构的四级学科体系。在这个“1-3-13-36”体系中,纵向上看,在各级学科之间确立了53个属种关系;横向上看,在同级学科之间确立了53个并列关系。食学体系以人类食事问题为边界,不涉及非食事问题领域。人类认知食事与食事问题,要经历“碎片化认知”“区块化认知”“整体化认知”3个历史阶段。食学体系的建构,标志着人类迈入食事“整体化认知”阶段。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这个“天”到底有多大?食学体系诠释了它的内涵与外延,让这句古老的谚语有了学科表达。整体认知问题是整体解决问题的前提。整体解决食事问题既要端牢饭碗,又要吃出健康,还要持续久安。食学体系是全面彻底解决食事问题的全球公共产品。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调研“三农”工作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工作时,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实践属性鲜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态的重要特征,但已有研究对其缺乏实证分析。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众人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探索党建统领基层民主协商,采用“四议六步”协商工作法,持续推进村民增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乡风文明营造工作,完整地呈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构要素和“以民主促民生”的运行机理。该实践将发展民主政治与改善民生目标统一起来,以民主的制度、程序、方法、手段和力量来解决民生难题,以民生问题的解决来巩固、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为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现实案例和理论支持。
村级协商民主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村级协商民主能够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在乡村振兴时期为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需要构建起村级协商民主的新路径。通过对浙江省小古城村协商民主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发现,该村通过实行党建引领促进村级协商民主开展、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协商程序规范确保协商活动有序、监督落实到位展现村级协商民主成效等制度,真正实现了“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新时期以小古城村的经验作为参考,发展村级协商民主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为村级协商民主提供根本保障;培育村民权利主体意识,营造民主开放的协商氛围;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促进村级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数字化协商平台;发挥村级协商议事组织功能,提升协商主体能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浙江小古城村以“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所形成的基层协商共治的核心要义是:以协商民主消除多元利益纷争、以多元参与破解单一治理弊端、以合作共治打破各自为政秩序,同时强调增加平等对话、促进社会公正、增强参与感的价值取向。由于多元主体利益取向差异化而导致协商过程难以规避协调难、多分歧、弱参与等问题,地方政府应采取政社互动与及时回应相结合、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相结合、上下衔接与跨部门协作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提升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意识,使基层协商共治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农村社区实现乡村振兴、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逻辑有待揭示,小古城村为何能在乡村振兴中成为后起之秀有待解释。在综述乡村振兴产业论、要素论解释路径的基础上,采用集二者优势于一体的组织网络结构框架来解释乡村振兴效能分化,发现小古城村的高治理效能与其大单圈组织结构密不可分。首先,能人领导夯实了领导班子的群众基础,实现大单圈的圈层联通;其次,利益均沾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稳定了大单圈的圈子成员;最后,制度建设形成的长效机制巩固了大单圈的圈子治理效能。组织网络结构视角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乡村振兴解释逻辑。本研究可与社会网络研究进行对话,对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项研究立足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逻辑、现实形势与挑战,根植中国悠久历史与体制机制特色,在类比世界发达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共性特征基础上,明确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方位、现实基础和未来发展方向,从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对农业的要求出发,分析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建设农业强国的科学内涵、国情特征,并从建强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现代化高效市场体系、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来探讨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体系构建。
为更好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马克思地租理论出发阐释土地出让收入的双重属性和本质内涵,描述激励约束机制下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情况。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和《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说明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的应然领域。采用规范分析法,选取2010—2019年国有土地出让面积、土地出让收入和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支出在总额上逐年增加,但相较于城市支出比例偏低,且存在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通过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制度属性的分析,发现分税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和低土地财政依赖度三方面是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的外生动力,为可持续内生动力的产生创造外部环境;土地出让收入的合理分配格局、精准投入、政策引导人才流向乡村三方面是内生动力。厘清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内在和外生动力来源及其机理,有助于形成土地出让收入合理分配格局,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缩小城乡发展差异。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集体产权改革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互塑协同既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客观要求,又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共同富裕目标视域下,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间的耦合和协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集体产权改革资本化、股份化的推进,重塑了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政经分离的滞后、股权设置的弊端以及外来主体的挤压等困境,阻碍“互塑”机制发挥协同作用。研究表明:集体产权改革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为此,应构建以主体责任协同、发展要素协同、价值协同为内涵的互塑协同机制,即以监督性责任共担实现高效能治理,以内部资源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主体协作创造高品质生活。
对土地互换制度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回答是构建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并行路径、优化小农内生发展的基础。研究利用山东省和安徽省调研得到的232个村庄数据和826份农户数据,采用Tobit和SNP模型分析了土地互换制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利用逆概率加权IPW模型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以尝试对土地互换制度与土地流转间的关系进行回答。研究发现:土地互换制度抑制了农户转出土地,增加了农户流入农地的需求;相较于规模户,土地互换对扩大小农户经营地面积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推动小农户内生发展。在村庄层面上,土地互换制度促进了村庄的土地流转,并且村庄的平均土地流转费用增加。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农户与村集体“收入双增”、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可以将土地互换制度作为突破口。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户权益保障是基层治理的重要问题。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角色定位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状况和流转成效,考虑到资本企业介入农地流转的情形,引入“情景—冲突—调适”分析框架,从政府引导角色下农户与资本企业的两方博弈、主导角色下农户与基层政府的两方博弈以及监督角色下农户与资本企业和基层政府之间的三方博弈的具体情景出发,进一步厘清在政府角色分异下各利益主体的进化稳定策略及相互作用关系,探究农地流转博弈冲突机理以及如何调适农户权益矛盾的问题。为破农户权益频频受损之僵局,政府应积极进行角色转变与行为重构,寻求“资本企业—农户”主体利益共享,创新二者合作激励机制,健全农地流转相关制度,进而促进农地健康有序流转。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